2018年9月15日，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舉辦了“何以為教：儒、釋、道‘三教’在南北朝時期的確立及互動”工作坊，來自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復旦大學歷史系的10位學者在工作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三教”之說古已有之，主要指先王“忠”、“敬”、“文”三種教化。到了南北朝，“三教”逐漸成為儒、釋、道的代名詞。海外學者一般認為，最早提到“三教”這個術語的人是六世紀的李士謙：“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大陸學術界關於三教這一術語的產生年代，一般採用任繼愈先生的觀點，即認為三教這個術語產生於北周，流行於唐。任先生的觀點，基本沿襲于陳寅恪先生：“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國家有慶典，則召三教之學士，講論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談，然稽之舊史之事實，驗以今世之人情，則是三教之說，要為不易之論。”三教是否能夠確立，魏晉南北朝屢有爭議。自漢末老子化胡說風行，至劉宋時期的《三天內解經》尚認為無為大道、清約大道、佛道（佛教）是道教的三個支派，分別適用于中原、楚越、西域地區。而佛教自東晉勃興以來，逐漸對老子化胡說深惡痛絕，乃至於北周道安著《二教論》，認為儒教、佛教是“教”，而道教不是“教”，只有“二教”而無“三教”。北魏、北周兩次大規模滅佛，也都與統治者力圖將儒、釋、道統合為一種官方教化有密切關係。

近年來，道教何時產生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以“三洞”結構為代表的“經教道教”誕生于劉宋時期，是一些日本學者，以及部分中國道教研究者的看法。甚至有日本學者提出“道教研究的新範式”，即認為“道教”是儒、釋、道“三教”之一的道教，中國道教應該放到儒釋道三教之中去理解，作為三教之一的道教才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道教，道教的主流。南北朝以來，從宮廷到民間，三教論衡之風大盛，留下了《弘明集》、《廣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論衡》等大量彙編性資料。可以說，從文獻資料到問題意識，南北朝時期的“三教”都是值得我們學界深入反思的問題。

在工作坊第一場論文發表中，北京大學張廣保教授認為：在中國思想史發展過程中，東漢時期佛教的傳入是一件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大事，而由此引發的盛行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釋、道三教論爭更是直接影響到中華文明的發展方向及整體格局。而就思想層面看，此一時期的三教論爭主要表現為佛教與道家、道教兩種不同思想體系的爭論。通過爭論道教與佛教互相吸收，呈現一種互融互攝的景象。佛教對道教無論是從教規、教儀，還是從教典、教團等方面，都產生了一種示範效應，這對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處的。而道教也為佛教從印度順利移植至中國，並逐漸適應中國社會土壤，形成中國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緣。

社科院王皓月副研究員進而提出，可以把道教的成立與“三教”的成立聯繫起來看，並介紹了日本學者小林正美的觀點，作為“三教”之一的道教，成立于南朝劉宋時期。王皓月副研究員認為早期“五斗米道”等“某某道”的稱呼，都指的是道法、道術，而非現在一般理解的教團。這些某某道，在劉宋初年被試圖統一為“正一盟威之道”，隨即在“佛教”等外部刺激下，又改稱“教”。我們常說“神道設教”，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聖人設教”（聖人以神道設教）。教有教化、言教的意思。有教主（聖人）、有經典是“教”成立的重要條件。儒教有“五經”，佛教有“十二部經”，道教有“三十六部尊經”，故而三教由此成立。在討論環節中，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副教授強調了“政教”在三教成立中的作用；各位學者也都認為在三教概念成立之初，教主是不是帝王或追溯到帝王，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例如張廣保教授提出，北周道安《二教論》只承認儒教和佛教，不承認道教，重要理由就是道教的教主不是帝王，沒有資格制禮作樂，垂範後世。孔子是素王，有德無位，儒教的教主必須是三皇五帝；佛陀本身是太子，而且北朝強調了“當今國主即是如來”；到唐代老子被正式封為玄元皇帝，從而在道教中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

工作坊第二場發表，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副教授討論了老子化胡的問題。漢末以來逐漸流行的老子不斷變化為歷代帝王師的傳說，受到佛陀本生故事的影響。而當時浮屠與佛，被很多中國人誤為兩，在老子化胡的傳說中，老子或其弟子，先後化為浮屠、佛，成為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胡王的帝王師。浮屠生於罽賓，千年之後佛生於天竺。佛出生時有瑞像產生，漢明帝夢金人；漢明夢佛後又衍生出永平求法的傳說。而後佛教徒演繹出求法後佛道二教鬥法等情節，並謂道家角力失敗，劉、呂之徒出家為僧；道教徒進而亦接受此說而批判劉、呂之徒致使佛教在中土流行，謬種流傳，故力諫北魏太武帝滅佛，去後漢荒君虛妄，複羲農之治。太平真君七年北魏太武帝滅佛詔書中提出西域本無佛教，佛教乃前世漢人劉元真、呂伯強之徒，道聽塗說，附會老莊而成。這一說法恐亦出自老子化胡說，詔書中所言劉、呂二人，並非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指當時傳說東漢永平求法後佛道二教角力，道家一方失利後出家的“司空陽城侯劉峻”與“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作坊第二场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讨论了老子化胡的问题。

北京大學王頌教授討論了東晉名僧支道林的佛學思想與莊子學的關係。他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探討了何為支遁有關莊子的新解。他指出，支遁的思想對郭象有諸多繼承，但也有根本不同，其莊學闡釋和即色的般若學說，並不同于郭象的獨化說，回歸了道體一元說。他還認為，支遁逍遙義與即色義中所體現的老莊學說，並非所謂格義的產物，也就是說，並非僅僅是借助老莊來詮釋佛理，而是在潛移默化中將二者打造成了水乳不分的整體。為此，他進一步探討了有關格義的一些新看法，指出在東晉時期“格義”可能並非一個專門術語，在一些文獻中出現的“格義”一詞就是滯文格義之意，並非誤讀，將格義界定為詮釋方法更多是現代學者的建構。王頌教授關於“格義”的新看法，引發了與會者熱烈的討論，大家比較傾向於認為“格義”作為一種用本土思想理解外來教義的方法是實際存在的，但是否當時形成一個叫“格義”的專有名詞，被社會普遍接受，確實可以再討論。此外，張雪松副教授認為，支道林對逍、遙的新解，確實可以從色、心兩個角度去探討，但也可以從大乘菩薩不受外物所累，以及佛菩薩感應眾生，這兩個角度去探析。

工作坊第三場發表，四川大學于國慶副教授從道派間相互認同的關係來談道教作為一個“教”的統一性問題。于國慶副教授選取的切入點，是南北朝各道派都比較認可和在宗教儀式中普遍流行的“盟信”。兩晉南北朝時期，各道派較為普遍地認為，道教科法中的盟信之舉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義，認為只有經過盟信之環節後，後面的授受經書、依科施法方才有保障。于國慶副教授梳理了“以物盟信、以信效心”思想的多重內涵，而後考察了“以物盟信”出現的科法場景和盟信之物的材質、物象、數量和貴賤等等，並以此為基礎，分析了“以物盟信、以信效心”思想所展現出來的道教科法和理論特色。在討論過程中，王皓月副研究員強調在我們的研究中不應該把今人一個實體化的“道教”理解強加到古代。張雪松副教授認為盟信可能是對稍早前道教中“明師”收徒時各種考驗的一種“標準化”。

中國人民大學姜守誠教授，以《魏書•寇謙之傳》為中心，探討了六朝道教史料的真實性問題。在中國道教史上，寇謙之是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道門領袖。在其求仙學真的道路上，成公興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引導寇謙之做出入山隱修的正確選擇，並在山居期間對其指點迷徑、保駕護航，從而演繹了一段互為師徒的佳話。有關成公興的記載，各類歷史文獻及道書經籍中的描述不盡相同，故而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和身份特徵。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勾勒出成公興的人物形象，從原本真實的“游遁大儒”到後來虛構的“謫降仙人”的演變過程，藉此反映出造作者的宗教信仰、社會背景、寫作目的和心理動機。復旦大學仇鹿鳴教授認為《魏書》的史料來源相對簡單，《寇謙之傳》的史源應該是寇謙之的行狀之類的材料，很可能來自寇謙之本人的自述，而非史書編寫者的造作。

工作坊第四場發表，北京大學楊浩助理教授探討了皇侃《論語義疏》三教交涉。《論語義疏》是從日本回傳的文獻，但四庫全書館臣進行了不少刪改，從本世紀初《儒藏》本開始，國內學界才能比較方便地看到《論語義疏》的全貌。《論語義疏》雖題為皇侃所撰，但其中不僅收錄有《論語集解》全文，而且還廣采梁代之前數十家對《論語》的解釋。魏晉以來，玄風大暢，以王弼、郭象為代表，紛紛援道入儒，形成新的思想風氣。《皇疏》所引多家亦多襲染玄風，皇侃身在佛教流行的梁代，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皇疏》在體例與語詞等方面受到佛教的一定影響。與會學者就《論語義疏》中用至人（佛）無夢來解釋孔子不再夢周公，以及性情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北京大學程樂松教授發表的題目是《教外之信——“迷信”話語的形成》，程樂松教授認為在南北朝時期，在儒釋道三教之前還有規模龐大的“迷信”，三教常常以批判“迷信”的方式來構建自身正統性，在天命運行、教理教義正邪、倫理道德等方面判別“迷信”，構建一種“秩序”。我們在討論三教的時候，不應該忘記在三教之外的這部分內容。仇鹿鳴副教授等學者認為“迷信”這個概念過於現代化，如果使用“淫祠”可能會更好。

復旦大學仇鹿鳴教授認為唐中期前的思想史常被稱為“平庸的盛世”，而在他看來唐中前期的思想史是直接繼承南北朝後期的，但在缺乏材料的情況下如何書寫唐中前期思想史呢？仇鹿鳴副教授試圖從當時人的“行動”來探析思想。即對安史之亂後對與投降者普遍同情，對於殺戮“貳臣”的官員被普遍反感的這一事實，說明儒家嚴格而高調的君臣倫理規範還沒有深入人心（要等到安史之亂後三十到五十年），唐中前期士大夫秉承的還是南北朝中後期世族的忠孝觀念，或者說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在討論過程中，張廣保老師認為即便從儒家本身看，“經部”中還是有大量材料的，不能說唐中前期沒有可供研究的思想史材料。

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的部分師生，以及中國佛學院、中國道教學院的法師和道長旁聽了會議，一些聽眾還就學者們的發言提出了問題並參與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