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鳴謝：廣東四會六祖寺

在中國傳統佛教中，禪宗被稱為“宗門”，三論宗、天臺宗、華嚴宗、唯識宗等以義理研究見長的佛教宗派被稱為“教下”。“宗門教下”是中國傳統佛教宗派的總稱，宗派也是一百多年來中外學術界研究與論述中國佛教史的基本寫作範式。但自上世紀中葉開始，湯用彤先生就開始反思中國佛教宗派研究模式的弊端。他指出這一觀點受到日本佛教宗派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誤導”性，所謂中國佛教“十宗”、“十三宗”說並不符合事實。唐末來華留學的日本僧人圓珍甚至讚美中國“唐無諸宗，絕惡執論”，以中國之無宗派來對比批判日本宗派林立的情況。本屆論壇圍繞著宗派問題，有逾百名學者報名參會。最終經組委會篩選，遴選了近八十篇專業論文進行發表。很多論文都力圖突破既往成見，提出新觀點。

北京大學王頌教授認為，宗派範式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應用，應該說在思想史的梳理方面。由於宗派範式所具有的區隔化特性，使之能夠較為有利地突顯個別思想家的學說特色，以及其與其它學說的對立和衝突。但是另一方面，宗派框架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思想的普遍性與滲透性，在一些方面進行了僵化乃至生硬的曲解。他在肯定了一些學者對宗派意識的產生時代所作的實證性考察的同時，也指出不應過度強調宗派意識之于宗派形成的作用。他認為，佛教宗派成立的動因往往是現實的因素而非以教義學說為代表的宗派意識，構成東亞地區宗派成立的根本因素之一是以法脈來呈現的宗法關係，而其源頭在於儒家的宗法制度。經濟基礎與宗法制度的結合才是宗派化轉型的動力，因為宗派可以很好地將二者結合起來，保障佛教團體維持相對的獨立性。他對宗派範式轉換的可能性也做了一些初步探討。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副教授認為，魏晉南北朝的佛教判教，就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來看，十分類似於世族等級劃分，實際上是貼上佛學上的士庶等級標籤。這些“某論師”都是他稱，而且是自認為佛學中高等級世族（圓教）對佛學中低等級世族、甚至是寒門的稱呼，近似於一種佛學上的種姓稱呼。浙江大學孫英剛教授指出隋唐文獻中的“法相宗”、“唯識法相宗”並不是我們現代所謂宗派的意涵，而是專門指唯識學的宗旨，並非窺基一脈的宗派觀。不僅傳世文獻，從敦煌的材料來看，直到吐蕃時期的敦煌僧人，仍沒有明確的宗派傳承，也找不出反映門戶之見的資料，也就是說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佛教是沒有宗派的。

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教授發表主題演講

《淺談中國佛教史研究中的“宗派”問題》

與會學者特別探討了中國宗派觀念在近現代的重塑，日本佛教宗派觀念，特別是《八宗綱要》等日本宗派範式的重要影響，以及楊文會、湯用彤、太虛等人在中國佛教宗派觀念的現代轉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反思。武漢大學何燕生教授還指出，木村泰賢在華期間鼓吹的“大乘佛教”讚歎在家主義、批判出家主義，有意為日本佛教的在家主義傾向尋找合法性依據，以此推銷日本佛教。

除了對作為一種範式或方法論的“宗派”進行重新的理論詮釋與整體反思，也有很多學者在研究“宗派”的史料及其解讀上有很大的突破。以往研究中國佛教宗派問題，主要是歷代祖師大德的著作，輔助以僧人傳記等材料。上海師範大學侯沖教授利用了大量民間佛教科儀中“啟師科”，以及“破獄科”、“贊天科”等佛教儀式中啟請祖師臨壇的文獻，來探討宗教實踐活動中，如何看待佛教祖師。浙江師範大學武紹衛講師則通過敦煌文獻中供養僧人遺像及其對其一生行跡的描述“邈真贊”等資料來說明敦煌寺院中沒有出現專門祭祀某一宗派歷代祖師的情況。北京大學趙悠助理教授指出佛教典籍文獻中固定的譬喻類似一種“黑話”，可以在某些相對固定的派系或文獻脈絡中沿襲。北京大學范晶晶助理教授則通過譬喻文獻的流變，指出成熟時期以前、後世因果報應題材為基本元素的譬喻文體，應該與相信過去、現代、未來三世實有的說一切有部有某種關聯。北京大學陳明教授向聽眾展現了“老鼠噉鐵”的故事在古代歐亞地區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中的傳播和流變。浙江大學馮國棟教授指出唐宋時期，高僧圓寂後，會在一生中有重要意義的寺院分別建塔，“數數建塔”這一現象，催生了一人多塔、一人多銘（塔銘）的情況，不僅為塔銘帶來了版本校勘的問題，而且也反映出禪宗十方叢林住持輪換與任期制等多個重要問題。新加坡佛學院圖書館館長紀贇副教授在對近代太虛法師的研究中，大量利用了臺灣地區所藏的國民政府時期的太虛相關檔案，其中主要包括臺灣中國國民黨黨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臺灣“國史館”藏各類檔案中的太虛相關材料。

南京大學傅新毅教授在分會場主持評議

宗派內部的師徒法脈傳承，也是此次論壇的一個討論重點。亞利桑那大學的魏雅博（Albert Welter）教授指出楊億在構建禪宗“教外別傳”特性上的獨特歷史作用，在楊億那裡原本是“教外別修”，禪修是作為一種“別行”，與佛教各種各樣的法門“萬行”，是互為對應關係的；而後“教外別修”給改寫為“教外別傳”，成為經典的禪的特性。與會學者不僅討論了漢傳佛教內部的南北朝涅槃師等學派，三論宗、天臺宗、唯識宗、華嚴宗、律宗、禪宗、淨土宗等宗派，以及元代頭陀教、當代“摩法宗”等民間佛教或地方佛教宗派的法脈傳承問題，尤其以禪宗法脈的討論最為熱烈，例如北宗傳法譜系的構建，東山法門在唐兩京尼僧的傳播，晚唐五代以來的法眼宗、清代四川丈雪通醉禪系等；禪宗之外還有三論宗的“關河舊說”、唐兩京的相部律宗、天臺宗的靈峰派等。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魏雅博教授發表題為“Literati Chan at the Song Dynasty Court: The Role of Yang Yi in the Creation Chan Identity”的主題演講

清華大學沈衛榮教授作主題發言《說西夏佛教的漢藏與顯密圓融——黑水城出土漢文藏傳密教文獻源流新解》

與會學者還探討了藏傳佛教、回鶻佛教、西夏佛教、南詔佛教的宗派傳承問題。清華大學沈衛榮教授論述了西夏佛教中的漢藏與顯密的圓融，認為高等次的密教修習，如“大手印”和“大圓滿”等法，都已經基本擺脫了那些必須依靠氣、脈、明點來修習的密教儀軌元素，超越了有相而躍升到無相的層次，其重點在於對心性本來面目（赤裸覺性）之探究體證，故而與禪宗“心地法門”之理念、觀修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和高度的可融性。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廣榮教授探討了密教的戲劇屬性及其與宋元戲曲的關係。中國人民大學索羅甯教授贊同民國年間王靜如和陳寅恪先生關於西夏佛教保留“唐風”的假設，認為西夏流傳的漢傳佛教文本（不論漢文還是西夏文）大致上屬於唐代的所謂“華嚴宗”與“禪宗”體系，文獻中的代表思想則是圭峰宗密的“華嚴禪”以及清涼澄觀的“圓融行布”。索羅甯教授最後還提出了一個假設，即西夏佛教可能存在一個以宗密的學說為核心、以《華嚴經》和《金剛經》為根本宗經的主要流派，可暫將其命名為“宗密宗派”或“真心宗”。大阪大學康昊博士後則對日本佛教的禪教之爭進行了探討，認為日本禪宗面對中世紀日本的“顯密體制”的質疑，禪宗積極引入宋元佛教的法會和顯密佛事充實自宗的法會體系，最終發展成獨立於顯密佛教之外、以中國宋元佛教為藍本的“另一個體制佛教”，在足利義滿執政時期“禪顯密並置”的宗教體系被創建出來。

中國人民大學索羅甯教授在第四場主題發言現場提問點評

在中國佛教宗派“確立”的歷史上，重要的歷史人物、重要的歷史文獻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與會學者廣泛討論的歷史人物有：唐代的窺基、法藏、慧苑、宗密，宋代的永明延壽、大慧宗杲，明代的玄極居頂、蕅益智旭，當代的能海法師、傅偉勳等等。涉及的重要文獻主要有：僧祐《出三藏記集》、梁武帝《淨業賦》、歷代天臺宗人對《金光明經》的注疏、吉藏《金剛般若疏》、窺基《說無垢稱經疏》、署名杜順的《會諸宗別見頌》、棲複《法華玄贊要集》、明河《補續高僧傳》、許大受《聖朝佐辟》，日本佛教《東大寺諷誦文稿》、藏傳佛教《七系付法傳》、西夏佛教《真道照心》、大理佛教《南詔圖傳》，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不僅關心史實，同時也特別關注從藝術史、文學史、文化史角度看待宗派祖師形象的歷史構建，例如廬山慧遠淨土宗祖師形象在唐代的構建，百丈懷海闡釋形象在中唐的書寫，明清代士大夫塑造的“兩大教主”與“四大高僧”等等。等。

此外，漢譯佛典是中國佛教宗派義理體系建立的基礎，佛典的漢譯也是與會學者討論的焦點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陳志遠助理研究員考察了早期漢譯佛經中的“合本子注”的體例與製作方法，認為“合本”是平行文本的校勘，可以是同一經典的不同譯本，也可以是不同經典中論述相似內容的平行段落；“子注”是小字夾註，它的內容不是解釋性的，而是羅列平行文本。北京外國語大學李燦講師提出“印度書面語變遷”假說，認為四、五世紀以犍陀羅語為主體的中古印度書面語轉變為梵文，這就為當時以鳩摩羅什為代表的翻譯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過去依據犍陀羅語等俗語主導的舊譯語體系被打破，新的譯語體系在鳩摩羅什的漢譯作品中最終被構建完成，由此鳩摩羅什成為了劃時代的翻譯家。

中山大學龔雋教授在提問環節發表評論

寺院經濟與組織制度、宗教儀式的變革也是宗派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京大學楊維中教授提出，宋代寺院經濟不同於前代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寺院、僧尼免除徭役特權的喪失。這固然使寺院經濟得以完全合法化，但也促使佛教進一步向社會化、世俗化的方向發展。日本花園大學道悟博士認為唐代佛教寺院以多院制的綜合性佛寺為主，禪、律只是其中一個分院，到唐末才開始分化出宗派性寺院。華東師範大學李小白博士後探討了元代僧人在江南官寺住持職位不斷遷轉中，借助師長、官員士大夫及僧官機構的有序運作，構建起來的人際網路與宗派關係。復旦大學劉震教授梳理了從印度到中國顯密、漢藏不同文獻中“道場”的不用語義。

會議的最後一個環節：由王頌、何燕生、龔雋、

陳劍鍠、李利安教授分別進行學術總結

第二屆中國佛教史論壇“宗門教下：東亞佛教宗派史的解析、詮釋與重構”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規模最大的一次學術盛會，提交大會的近八十篇論文在諸多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尤為重要的是此次大會秉承了論壇的既定宗旨，參會者全部為中青年學者，實現了跨學科、跨研究領域與方法的交流和互動。通過此次學術盛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佛教史研究的學術共同體業已初具規模。

本報導由中國人民大學張雪松教授撰寫

照片由北京大學哲學系顧逸凡同學提供

*上述內容已刊登於9月4日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