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動與蛻變中的六朝佛教
近年來，隨著敦煌地論宗文獻的整理和日本古寫經、碑銘石刻的刊佈，以及文獻學方法的引入，自20世紀70年代一度沉寂的六朝佛教研究再度繁榮起來。今年6月出版的日本京都大學船山徹先生的專著《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
以此為契機，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辦的“佛學與宗教學對話工作坊”第5期——“胎動與蛻變中的六朝佛教”於2019年9月7日，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舉行，旨在向學界推介船山先生的重要學術貢獻，同時展現國內青年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學術推進。就工作坊主題而言，“胎動”一詞強調六朝作為成熟形態中國佛教蘊育期的諸多特點，及其與印度佛教、中國本土思想傳統的聯動性；“蛻變”是指六朝佛教隨年代急劇變化的時代感。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師範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十余位學者參與了會議。
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學系王頌教授首先致歡迎辭，向與會學者介紹了中心的研究宗旨以及本次工作坊的召集緣起。隨後，依次舉行了四場學術發表和一場圓桌討論會。
第一場發表 聚焦六朝佛教與印度佛教的關聯。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孫英剛教授的論文《梁武帝的大業：蕭綱〈馬寶頌〉的思想、信仰與政治背景》開宗明義地提出歷史學研究應當關注文學作品中的宗教意涵。他敏銳地注意到蕭綱《馬寶頌》撰寫于梁太清元年（547）四月侯景歸降梁朝後不久，作為轉輪王七寶之一的馬寶被突出強調，與梁為火德有關。這篇文章典型地反映了南朝時期靈活運用佛教和本土傳統話語進行政治宣傳的實態。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張雪松副教授發表的論文題目為《中國佛教早期譯經中的“更出”問題探析》，通過仔細爬梳《出三藏記集》中的用例，指出“更出”是不同譯者在舊譯基礎上修訂而成的經典，特別重要的案例是前涼張天錫組織的譯場，在短期內改治了竺法護的譯本，並傳播到襄陽道安手中。該論文從譯場術語的解釋入手，揭示了早期譯經的工作原理和傳播徑路。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講師李燦發表的題目為《中國的本土佛典注釋是如何起源的？》，該文是其《陰持入經注》讀書班成果的階段性報告。他在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對早期漢語佛教注釋分期的基礎上，重新分析其性質，認為第一期作品如《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等主要採用印度流行的阿毗達磨和毗勒的體裁，以解釋事數為主，與經文關係較為疏離。第二期作品如《陰持入經注》呈現為漢代章句與注合流的新體裁，語言風格也趨於典雅，標誌著本土注釋傳統的形成。該傳統萌芽于洛陽安世高教團，隨僧侶南下而流行於孫吳。
第二場發表的主題是三教交涉視野下的六朝佛教。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講師史經鵬發表的論文題為《羽271號〈義記〉與上博317號〈法華經文外義〉中的淨土思想》。介紹了兩件敦煌文獻的成立年代及引用文獻，並進一步分析了二者的思想特色。其認為，《義記》探討空理能否資助善報，善得淨土，體現出道生“善不受報義”的影響，《文外義》則著力探討不同階位修行者與淨土的關係，同時強調法身常住對淨土的超越，可以看出《涅槃經》、《菩薩瓔珞本業經》與淨土思想的結合，是對《義記》的新發展。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講師曹淩的論文《佛玄相即：雙重性視野下的慧遠思想研究》的核心宗旨是重新檢討慧遠思想在玄學、佛教傳統中的定位，認為慧遠對郭象思想中核心的自性、自然等概念加以改造，創造出以因緣為自然的新自然觀，自性是因緣規律下產生的稟賦之差異性，以此為輪回與罪福提供了玄學式的論證。法性則指萬有的共通本質，是慧遠思想中核心的觀念。此外，慧遠又圍繞神、心、識等觀念構建起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心性論體系。
同濟大學哲學系谷繼明副教授的論文《再論南北朝儒家講經與撰疏》指出，南北朝的儒家講經應該分兩個層面來考慮，一是皇家或國家層面作為禮制的講經，一是學術界的講經。前者制度傳承自漢魏，禮儀上不太受佛教講經的影響。後者又可分為國子學和民間開館。國子學在當時基本只有象徵意義。而開館是指先徵召某一人才，然後為其建立經學傳承的場域，位置多在雞籠山、鐘山等區域，與世族居住地、佛教寺院分佈區高度一致，可以想見儒家講經與佛教的交涉。
第三場發表主要研讀六朝時期的戒律與注疏。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夏德美副研究員的論文《從義寂〈梵網經菩薩戒本疏〉看中日韓佛教交流》試圖轉換視角，考察《梵網經》在東亞社會生活中的影響。首先勾稽零散史料，考證了新羅僧人義寂的生平和著述，認為其學術傳承隸屬于法相宗。繼而又分析了其義疏關於受戒者資格、授戒師資格、重戒判定等問題上的獨特講法，指出義寂受到智顗注疏的強烈影響同時又有批評，並且在疏中經常引用《瑜伽師地論》，正是法相宗宗派自覺的表現。義寂不為瑜伽系菩薩戒作疏而疏解《梵網經》，又反映了《梵網經》的巨大影響。
中山大學哲學系副研究員王磊的論文《六朝隋唐時期的律抄》全面整理了敦煌本律抄的文本系統，從作品內證確定了“四部律並論要用抄”成立于道宣以前，從而梳理出六朝時期從“三部律抄”（2件寫本）到“四部律並論要用抄”（7件寫本）的發展歷程，並簡要介紹了《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毗尼心》等作品對六朝律抄的發展。最後，從印度與中國僧團生活的差異著眼，指出中國佛教會通諸部戒律的獨特學風，律抄與羯磨本存在互補關係，從而對律抄出現的背景做了合理的解釋。
清華大學哲學系聖凱教授的論文《地論學派“南北二道”佛性論的學術史闡釋》認為當常與現常、本有與始有等對地論學派南北二道思想的二元劃分，經歷了三重建構。一是北朝地論師自身的觀念，如敦煌遺書和淨影慧遠的思想詮釋；二是吉藏、智顗、湛然等隋唐佛教學者的論述，其中固然有某種合理性，然其批判意味值得注意；三是現代學者在此基礎上有意誇大的圖景。
第四場發表關注六朝時期的幾種史料群。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武紹衛的論文《無名僧人的名山事業：中古時期僧人日常抄經與校勘活動》選取敦煌遺書S.102《梵網經》抄本為例，生動展現了敦煌地區無名僧人校勘文本、厘定文字的技術，及其所花費的高昂成本，並討論了寫本時代的定本觀念。文章從歷史考證和文獻分析，試圖切入中古時期寺院生活的精神層面。
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李猛的論文《製作哀榮：南朝僧尼碑誌之興起》廣泛利用了僧俗史傳、類書、文集、地方誌和出土石刻，全面檢討了江左五朝和後樑傀儡政權下僧尼碑誌的葬地選擇、立碑時地、碑誌的數量形制、撰碑人的身份諸多方面，認為在南朝王公碑禁甚嚴的背景下，僧尼立碑顯示出較高的規格。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志遠發言的主題為《北朝佛教造像碑銘整理芻議》，其簡要回顧了乾嘉以降造像記錄文集製作的學術史脈絡，並對幾種大型錄文集的體例和優劣做了評斷，在此基礎上製作了“北朝佛教造像碑銘綜合目錄”。最後還對佛教碑銘調查方法和學科前景做了展望，認為金石、地理、教義、藝術可以視作佛教碑銘學的“四把鑰匙”。
圓桌討論環節圍繞船山徹教授的新作《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進行，該書作為日本學界在六朝佛教領域的重要新進展，其對具體問題的考辨和方法論反思皆具有啟發性。王頌教授首先對此書的主要貢獻和研究旨趣做了介紹和點評。他認為，船山先生繼承了橫超慧日以來重視南朝佛教的傳統，與塚本善隆的《北朝佛教史研究》相映成趣，背後反映的是關於南朝、北朝佛教對隋唐佛教影響孰大這一根本問題的不同思考。此外他還指出，船山先生選取真諦三藏的注疏作品作為研究物件，對依傍瑜伽系菩薩戒成立的《梵網經》等漢地撰述的關注，對構建中國宗派譜系給予很大影響的《薩婆多部師資傳》之輯佚整理，皆體現出其一貫的學術立場，即認為六朝佛教是基於印度佛教，而又結合中國固有思想觀念而創造的混合體。
與會各位學者就戒律與僧團生活實態的張力、三教交涉的方法及其誤區、跨學科前沿研究向學術基本訓練轉化、學問的精神追求等話題各抒己見。會議過程中，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訪問學者上海師範大學石立善教授、南開大學哲學系趙文助理教授、北大訪問學者斯坦福大學李尚曄博士以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高校師生旁聽了會議，並就學者們的發言積極提問，踴躍討論。
正文轉載自“澎湃新聞私家歷史”。
本活動獲得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廣東四會六祖寺的大力支持，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