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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 | JI Yu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Buddhist Studies

Release time:2018-04-07 14:23  Source:燕园佛学    Author:杨祖荣



北京大學佛學研究系列講座第18講

佛教研究中的史料搜集與處理:

以實例為中心


3月30日上午,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在人文學苑3號樓109室,舉辦了“北京大學佛學研究”系列講座第18講,新加坡佛學院紀贇副教授應邀主講“佛教研究中的史料搜集與處理:以實例為中心”。中心王頌教授擔任主持,哲學系章啟群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李燦老師等眾多師生參與了討論。


佛教的研究離不開史料和文獻,本次講座中,紀贇副教授通過三個具體實例的研究,為我們展示了他在佛教研究中史料搜集與處理之中的經驗和教訓。



慧皎《高僧傳》的研究


這是紀贇副教授博士論文的研究選題,他希望該研究能先摸底材料,並以此為軸來帶動整個大時代的佛教研究。為此,他特別關注這一時期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在他看來,圍繞慧皎《高僧傳》的史料主要有:(1)內典材料,如《出三藏記集》《名僧傳抄》《唐高僧傳》《比丘尼傳》及兩部《弘明》等。(2)外典正史材料,如《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南史》《魏書》《北齊書》《北史》《晉書》等。紀贇副教授認為,做這一研究時應儘量搜集、彙編這些資料,並在研究中注意這兩種史料因內、外之別而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做到內外兼顧,互為參用。此外,還有:(3)早期史志地志類材料中的佛教資料(在對這些材料輯佚的基礎上,注意方志的遞修性)。(4)其他零星的佛教資料,如大量僧人的別傳(如《世說新語》中的僧人別傳)、碑誌銘文、誄文、行狀等。(5)新出材料,如慧皎《高僧傳》的日本寫經。紀贇副教授認為,無論是梁傳的研究還是其他歷史或文獻的研究,在研究之前我們都要先把相關材料作匯總、清晰排定、斷代,以時間先後加以比較,互相參校,此為研究之基礎。



《六祖壇經》在時間上的展開


紀贇副教授通過對《壇經》的對勘及其相關資料的補充和整理,一來校勘各版本以發現歧異之處,二來借由增加與減少的元素來考索其增刪的原因。他提醒我們注意《壇經》各版本群的文本變化和歷史分層。由此,他分析了《壇經》中的呈心偈、傳衣付法頌、《壇經》與燈錄的關係、《壇經》的性質與歷史影響等問題。



► 英藏敦煌寫卷S.5475《壇經》


呈心偈問題    紀贇副教授發現《壇經》中神秀呈心偈在S.985V(《大乘語要》)、俄藏敦煌文獻中дx1734殘片(題名“佛教贊文”)和台圖散60號(“雜寫”)卷末等材料中也存在相似文句,進而追問何為源何為流的問題。在他看來,學界通常認為《壇經》中最古老的文獻層是慧能登戒壇開示說法的部分,如果證明《壇經》抄了這些民間偈子,那就說明:被認為是較古老的文獻層也有可能是相當晚期才加入《壇經》之中的。紀贇副教授還質疑神秀與慧能是否真正的見過面。《傳法寶紀》中記載,神秀在46歲前往黃梅見五祖,顯慶二年(西元657年)離開,但若按《神會語錄》《歷代法寶記》《壇經·序》《曹溪大師傳》中記載慧能到黃梅的時間來看,兩人之間是無法碰面的,更遑論題偈。唯有採用王維碑的50歲說,兩人才有可能共住黃梅。但在敦煌的神會諸種文獻中,都沒有出現神秀、慧能二人題偈頌之事,而最早確定將這些偈頌與慧能聯繫在一起、且最早提到神秀題偈頌的都是圭峰宗密。宗密《圓覺經略疏》《圓覺經大疏》中有慧能呈心偈的內容,而該偈前半頌來自唐般若(活躍于九世紀初)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晚于卒于八世紀初的慧能。因此,他推測慧能呈心偈的出現可能晚至九世紀初,受到般若譯《華嚴經》影響的偈頌及其傳說流傳開後,才被併入《壇經》之中。


傳衣付法頌問題   紀贇副教授發現,P.3913卷子中被田中良昭定名為《壇法儀則》的“付法藏品部”中,有“唐來六代祖師密傳心印”,從菩提達摩以降的六代祖師傳心印偈與敦煌本《壇經》較為相似。雖然此二者的具體關係尚待進一步研究,但他提醒我們注意,這樣一部密教色彩極其濃重的經典包含有《壇經》的元素,可以進一步加深禪宗初興之時,禪宗與密教之間的互動與融合的認識。



► 法藏敦煌寫卷P.3913《壇法儀則》


《壇經》與燈錄關係問題    紀贇副教授認為,《壇經》與燈錄文獻有著密切的關係。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說明。首先,他比對了《南宗定是非論》,德異、宗寶本《壇經》和《景德傳燈錄》中有關取首的情節,認為《壇經》是抄自《景德傳燈錄》。此外,他也提醒我們注意文本之間的差異:《南宗定是非論》中記載的是慧能去世後有人來取首,但到了《景德傳燈錄》中則被敷演成他活著時候的故事。在契嵩本系統的《壇經》中除了記載慧能去世之後有人來取其首的故事外,還較《南宗定是非論》中多出了預言讖記的部分。其次,他比對了風動幡動的故事,這一情節是通行本中的重要內容,但直到興聖寺本才出現,通過與《歷代法寶記》等文獻的比對,他認為這一情節在神會之後的不長時間內就已經在社會上出現。故事中印宗講《涅槃經》的情節可以追蹤到興聖寺本與宗寶本。宋代《景德傳燈錄》中的版本並未被後來的《壇經》中採用,但在《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中都記載有僧伽難提風吹銅鈴的故事,與風動幡動故事屬同一母題。總的來看,他認為燈錄,尤其是《景德傳燈錄》對於北宋以後《壇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材料間的增刪或技術性的修改,或與法脈、祖統、宗派的興衰相關,或與時代的變遷有聯繫。


《壇經》的性質與歷史影響    紀贇副教授認為,以往我們將《壇經》視為唯一一部由中國人所撰寫(或編纂)的被稱為“經”的佛教文獻這一判斷有誤。因為,《壇經》與通常漢傳佛教中認知的“經”(通常指“譯經”)不同。《壇經》在形式上無三分、在內容上不斷增刪改變、在明清前無注疏與闡釋,甚至引用也很少。若從經題來看,“壇”指的是戒壇,而“經”所指的很可能是別的佛經,而非《壇經》自身。由此,紀贇副教授進一步探討了《壇經》的歷史影響。《壇經》在問世七百餘年後才入永樂南藏,相較於其他禪宗典籍的入藏時間晚了許多。而且,《壇經》在流傳過程中不斷增刪,甚至在遼代還被禁毀過。但入藏也改變了《壇經》的命運,一方面使其文字形態逐漸穩定下來,另一方面也增大了其在僧俗間的影響力,明中葉以降,《壇經》在禪宗宗派內日益獲得重視,並在世俗知識階層中擴大影響。


總的來看,紀贇副教授認為:第一,我們對於敦煌的禪宗文獻以及該文獻與《六祖壇經》之間的關係,乃至與整個唐宋間佛教發展的關係,應該更為重視;第二,《六祖壇經》與燈錄文獻關係密切。其意義在於,一方面厘清後世《壇經》文獻發展史,另一方面定位《壇經》的性質;第三,宗教歷史文獻,包括佛教歷史文獻,往往具有層累的特點,故不應靜態地加以觀察;第四,起碼在明代以前,《壇經》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佛教內部,甚至在禪宗內部的重要性都有些被誇大;第五,慧能與神秀在歷史上可能並沒有見過面,若然如此,後人將兩者對立,正是史料被用來表現其宗派思想的實例之一。


佛陀最後的午餐的研究


紀贇副教授通過比對南北傳佛教中有關佛陀最後午餐的記載,並結合傳統和社會生活,來探討佛陀最後午餐食物Sūkaramaddava究竟是豬肉還是蘑菇,並進而分析這一宗教敘事在南北傳佛教中記載差異的原因。


他發現,對於佛陀最後的午餐的記載,南北傳“材料”與“態度”有明顯的不同。首先,南傳佛教文獻對此記載較為充分,多種文獻都有詳細記錄,包括所食用的物品,發病的症狀等,而北傳佛教文獻無論對是食物還是發病症狀的記載都少了很多,其中提及便血的只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這一種。其次,南傳佛教記載佛陀最後的午餐所食用的是Sūkaramaddava,但對這個詞的理解有一定的不同,主流的解釋認為是豬肉,也有其他解作竹筍、蘑菇等,但相對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覺音(五世紀)之前的文獻古層,認為Sūkaramaddava是竹筍、蘑菇等素食而非豬肉。北傳佛教文獻的相關記載,則沒有佛陀食用豬肉的任何內容。


那麼,佛陀最後的午餐所食用的Sūkaramaddava究竟是什麼呢?紀贇副教授通過對T. W.Rhys Davids、Waley和R.G.Wasson研究的重新檢視,並依據語言學以及慈慶(Mettanando)有關死因的醫學研究,認為佛陀最後食用的應該是菌類物質或蘑菇,其發病症狀則與腸系膜梗塞相似。


► 紀贇副教授講座現場  


如何解釋南北傳佛教文獻中有關這一記載的差異呢?紀贇副教授認為,佛陀經歷的記錄,本身就是一種宗教敘事,必然牽涉到諸多的教理與義理因素,並且在制度層面上也牽涉到歷史與現實的情境。就此事例,他認為其敘事經歷了“兩次扭曲”。


第一次扭曲是從菌類變成肉類     從佛陀時代的社會生活層面考慮,蘑菇等菌類是食物中的禁忌。這種禁忌為其敘事和解釋上的改變提供了某種內在的驅動力,人們很難想像佛陀的最後一餐食用的竟然是作為禁忌的菌類。再加上作為方言的sūkaramaddava一詞,其原始含義逐漸淡化,以及原始佛教並無肉食禁忌這一方便原因,使得早期文獻中很多都將之解釋為豬肉類食物。在菌類與豬肉這兩個選擇之中,姑且不論事實如何,後者在當時的語境下是一個更符合宗教背景與文化背景的“方便的”敘事。


第二次扭曲是食肉描述的刪除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部派佛教尤其是說一切有部以及大乘佛教之中禁斷肉食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就出現了對原始經典敘述的“淨化”過程。不少原來進食肉類的相關描述會被刪除或者被修改。尤其是中土,佛陀神格化的特點相對突出,神性、超世與食肉顯得不夠協調和自然。所以,這種偏好性地選擇以及對文獻的刪除修訂,便成了敘事上的第二次扭曲。


由此事例的探討,紀贇副教授強調,佛教的歷史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對其實際時間延展上所發生事件與人物的直觀忠實描述,而是受到了生成這種歷史的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從而會對本有的記載作有利於“特定歷史、地域文化背景之中”思想與宗教理想的修正。

 


講座最後,紀贇副教授綜合上述三個研究案例,給予大家兩點研究建議


第一,研究某一課題前最好先建立一個相關的資料庫,並能以此為基礎來實現基本資訊的多元參照、覆核與考訂;

第二,既要注意同一性質材料在歷史延展上的次第變化,也要注意同一時間切面上的社會、歷史、文獻背景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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