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史—闡釋史—研究史：《大乘起信論》思想史的三段分期

  2018年9月25日，應本中心王頌教授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張文良教授擔任主講人，為師生帶來了“《大乘起信論》的思想史”專題講座。

  《大乘起信論》以其結構嚴謹、理論深邃、文字暢美，歷來備受推重、注疏不斷，並廣傳新羅、日本等地，對中國佛教乃至東亞佛教產生了深遠影響。張文良教授以思想史分期為脈絡，從《起信論》的早期詮釋史、中期闡釋史與近代研究史三個分期對該書的思想史進行了詳細的梳理。該分期一方面呈現了《起信論》相關思想史的起承轉合，一方面展示了受其思想影響而形成的著作群。每一個分期又細分為主線、副線兩條脈絡，副線從表面上看並非就《起信論》而展開，其思想實際上與《起信論》關係頗為密切：

早期注釋史

主線：羽333V《起信論疏》—曇延《疏》—慧遠《疏》—法藏《義記》、元曉《疏》副線：《大乘止觀法門》、《占察善惡業報經》

中期闡釋史

主線：宗密《疏》—子璿《筆削記》—智旭《裂網疏》

副線：《楞嚴經》、《釋摩訶衍論》、新譯《起信論》    

近代研究史

主線：文獻學研究

副線：思想史研究、哲學研究 

  早期注釋史主要圍繞《起信論》本身思想的注解而展開，其關注話題可以概括為“真妄別相”與“真妄共相”之爭，亦即第八識為真如淨識還是真妄和合識，這一話題也正是《起信論》之前百年間中國佛教界的關注點之所在。法藏與元曉對“第七識”理解的差異，背後折射了舊譯、新譯兩種唯識觀的對立。法藏《義記》的出現標誌著範式的第一次轉換，從對真妄的關注轉換為對“五教四宗”的關注。

  中期闡釋史主要圍繞法藏《起信論義記》而展開形成了相關著作群。宗密基本繼承了法藏對《起信論》在判教體系中歸於“終教”的定位，但晚期又嘗試統合《華嚴經》與《起信論》。子璿則明確將《起信論》升格為“圓教”，突破了法藏的判教。關於《起信論》與天臺宗的關係，湛然雖然使用了“真如緣起”概念，但僅僅是外在形式，並未真正將《起信論》與天臺思想有機結合。知禮則認為《起信論》具有“化法四教”之“圓教”要素，但不是天臺“圓教”。明蕅益智旭，則完成了範式的第二次轉換：一是對法藏詮釋框架的否定，二是從“五教”立場轉換為“性相和會”立場。而且智旭使用的譯本為新譯本，有別于以前諸家使用舊譯。日本江戶時代的鳳潭，在東大寺發現了法藏的《義記》，意識到其與宗密《疏》的區別，於是著《起信論義記幻虎錄》，進而指出澄觀、宗密的華嚴與法藏的華嚴之間既有連續性也有斷裂性，這一結論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可以說帶來了華嚴思想研究的範式轉換。

  近代研究史主要是基於文獻學、思想史、哲學等進行的現代學術研究。終結中國古典意義《起信論》研究的是楊文會，他推崇《起信論》與《大乘地玄文本論》，主張建立融合“法性”與“法相”的“馬鳴宗”。楊文會以從日本回傳的法藏《義記》為契機，改變自己的思想傾向，並因而改變了當時整個佛教界的思想走向，與鳳潭頗為類似。

  王頌教授指出，《起信論》在東亞佛教歷史上的影響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張文良教授于《起信論》研究用功頗深，發表了數篇相關論著，並組織研究團隊進行精研細讀，同時積極介紹國外最新研究成果。本次講座充分體現了張文良教授在《起信論》研究領域的深厚積澱，對論本身的思想及詮釋史、研究史熟稔於心，融會貫通，短時間內將其研究精華呈現給大家。《起信論》思想史的分期，體現了問題意識的轉化和學術範式的轉換，儘管幾個時期都將《起信論》作為研究的物件文本，但由於上述兩種轉換的出現，他們研究得出的結論則截然不同。當然，我們在看到轉換的同時，還要注意到延續的一面，正是由於舊的問題已經走向終結，舊的範式無法進一步拓展，才會出現轉化，因此，轉換具有內在的必然性，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延續。王頌教授還援用王勇教授的觀點指出：在東亞漢語佛典傳統的視野下，中國與周邊國家是一種自交流走向環流的關係，從最初的幾乎是單向度的“交流”逐漸過渡到相互影響的“環流”。東亞佛教研究要注重開闊視野、明晰問題意識，歷史上的《起信論》研究可以說形成了一個東亞佛教圈的共同問題意識。張文良教授也指出，東亞佛教的《起信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強化，形成一個公共空間來談論問題，探討東亞乃至亞洲意識。之後，各位聽眾同學就其所關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與探討。